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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杨增新（ 1864—1928 ）

近代以来，“泛伊斯兰主义”和“泛突厥主义”思潮(以下简称为“双泛主义”)在中东、中亚地区相继兴起，并逐步向周边地区辐射。中国新疆生活着众多信仰伊斯兰教和操突厥语的民族，也就成为“双泛主义”分子渗透的目标之一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，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大致由“赴国外留学、朝觐、谋事者”和“进入新疆的德国人、土耳其人”两类人，通过“开办学校”，“宗教活动”以及“传播印刷物、出版物”等形式，开始渗入中国新疆地区，并“与当地民族分裂主义融为一体，对新疆的社会稳定构成了极大的危害”。对此，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以中国回缠而受外人诱导，其隐患何堪设想，此事既含宗教性质，又关系新疆地方治安。”于是，杨增新采取了一系列比较严密的防范和限制措施，使该地区在当时没有受到大规模的冲击。

一、杨增新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措施

(一)严密防范的“双泛主义”分子渗透进入新疆

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土耳其一度成为“双泛主义”的中心，并派人四处活动，妄图建立一个地域广大的泛突厥、泛伊斯兰国家，中国新疆地区也在其觊觎当中。一战爆发后，德国与土耳其结为同盟，出于战略的考虑，德国皇帝威廉摇身一变，标榜他“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，是保护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的，是帮助土耳其解放所有穆斯林的”，并与土耳其人一道以“双泛主义”为工具，开始对新疆进行渗透。如1915—1916年，德国人冯·亨蒂率领一个秘密组织到新疆喀什、莎车等地从事宣传活动，沿途散发了上万册宣传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小册子；1915年，土耳其人阿吉·阿里阿范得在南疆的喀什、英吉沙、叶尔羌、和田、库车、吐鲁番、鄯善、哈密等处活动，“其行踪诡秘不无可疑”；1917年，德国人派遣土耳其人七名携带巨款，赴陕甘新一带联合回教徒，目的是“为将来引导土耳其东犯之伏机”；1919年，在和田发现有土耳其人尼力阿必丁等四名来历不明的可疑人员。

为防止德、土两国利用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煽惑新疆的穆斯林，杨增新对出入新疆的德、土等国的人严密监视，要求各地方官“凡有德、土两国人入境，不论行抵何处，即行查明扣留在署，不许出外与回缠交接。杨增新也深知，单靠命令是不足以防范“双泛主义”分子的。鉴于当时中央政府已加入协约国，与德国、土耳其断绝了外交关系，杨增新便积极招募军队，在哈密、若羌和蒲犁等“双泛主义”分子渗透必经的三个交通要道上布防，对来往人员进行严格盘查，如果发现有人带有军械武器，即要求“迫令解卸”，绝不能迁就他们持武器进入新疆，对于已经渗透进来的可疑人员则驱逐出境。另外，俄国十月革命后，中亚地区兴起了一股带有“双泛主义”性质的武装叛乱组织——“巴斯马奇”，号召建立中亚伊斯兰共和国，在遭到镇压后，将目光转向东方，其“残余不断窜扰我国新疆塔城等地，滋事造乱”，妄图与疆内“双泛主义”分子呼应，但是“均被当时执政的杨增新采取措施，迅速平息”，事态没有扩大。

从三路驻兵以及迅速平息“巴斯马奇”袭扰中可以看出，杨增新希望从源头上将“双泛主义”思潮阻截于新疆之外，进而化危险于萌芽之中。

(二)尊信阿訇来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想

杨增新认为，真正能有效地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在新疆各民族间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间的传播，在于让人民安居乐业。这样虽有外界的煽惑，人们“亦不至盲从”，若是百姓被欺压过甚，“用不着外国人从中主持”，自己就会变乱。因此，杨增新将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着力点放在了新疆内部，严防、查禁各种传播的渠道和途径，消除其滋生和蔓延的土壤，以此来达到消隐患于无形的目的。

阿訇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非常重要，他们深通《古兰经》，是“教化回民之长”，起着“开人心智而使人为善”的作用。穆斯林们对阿訇“尊信也最笃，而服从之也亦最诚”。于是，杨增新在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传播和影响时，特别强调阿訇的作用。他认为阿訇若不受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影响，则信徒们也不会受其影响。因此，杨增新对阿訇特别的尊信，坚持阿訇的人选由“回民自择品望素孚者来担任”，让他们“开导百姓，各相劝勉，仰体本省长维持治安之意旨，尊奉穆罕默德圣人经典，教人之法言，务为正人，不得妄听奸徒煽惑”，即发挥宗教领袖教导全体穆斯林的积极作用。此外，为了防止外来传教士成为“酿乱之媒介”，杨增新严令各地方“不得私聘外国之人充当中国阿訇”，并要求地方官洞悉其中之利害，“随时随地严密侦查”，不能敷衍“致滋隐患”。

杨增新尊信阿訇的同时，也对其宣教地域进行了约束，即“此寺之阿洪(訇)不能到彼寺宣讲”，不准地方官给阿訇发公文谕帖。目的在于：一避免引起各地穆斯林教派之间不必要的冲突；二是防止阿訇“籍官府压力以扩张宗教势力”；三则可以防止有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“不正当之阿訇”利用公文谕帖，到处宣扬煽惑思想。

由此可见，杨增新通过依靠阿訇，尊信阿訇，慎选阿訇，坚持伊斯兰教的教务由本宗教管理的方式，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减少了官吏与信教民众之间的矛盾，又对稳定伊斯兰教众的民心、抵制外界的煽惑有一定积极作用，更使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减少了传播的途径。

(三)严查学校教育，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想

泛突厥主义者土耳其人孜牙·乔加勒甫在《突厥主义原理》中曾指出：“为了充分影响人民，精英应该与人民共同生活……那就是深入到乡村中去，担任中小学教师”。可见“双泛主义”者已经认识到通过学校教育传播其思想的重要性。当时新疆的宗教学校既有以寺院为教育场所的旧式学校，又有富商和地主出资创办的新式学校，后者经常聘请外人特别是土耳其人为教师，这也使它们成为“双泛主义”分子渗透的主要目标。这类学校里的思想教育极其复杂，有的竟成了宣传泛突厥主义、泛伊斯兰主义的场所。

除了渗透新疆已有的学校外，不少“双泛主义”者也加入了创办新式学校的大潮之中，目的不言而喻。如1914年，土耳其人阿合买提·卡马尔潜入新疆喀什阿图什创办师范学校，他诱导或强迫穆斯林学生接受以奥斯曼土耳其苏丹为领袖，以哈里发为精神之父，并只准唱土耳其歌曲；1915年，在土耳其留学的麦斯武德回到新疆伊犁创办学校，土耳其教员在学生中公开宣扬：“我们的祖先是突厥，我们的祖国是土耳其”等。整体上看，泛伊斯兰主义者们主要是利用旧式学校，而泛突厥主义者们的主要阵地则在新式学校。

对于学校教育，杨增新有着清醒的认识：其一，教育为强国之母，“教育一事，关系内政至为重要”，属于国家主权的范围，学校决不能成为宣传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场所；其二，一战时，土耳其与中国分属两大阵营，是对立国，土耳其人到新疆开办学校，已经涉及中国的外交问题了；其三，穆斯林们笃信宗教，“对于土耳其人尤为信仰”，若任其开办学校，招收学生，借传教之名进行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煽惑，则隐患不堪设想。

基于此，杨增新下令“无论官立私立学校，无锡钓黄鳝交流群均不准聘请土耳其人充当教习，亦不准土耳其人在各县自行设立学校”，并将传播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学校予以查封，将传播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老师或关押或驱逐出新疆。不仅如此，杨增新还将私自聘请土耳其人作教师的绅约从严惩罚，对办事不利的官员严予议处。杨增新通过这些措施，有效地阻断了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学校传播的路径。

(四)查禁私立的道堂，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想

面对杨增新的严密防范，不少“双泛主义”者决定铤而走险，私建道堂以传播其思想。1918年，新疆库车的买买铁力汗，曾建了一所能容纳三四百人的道堂，后来竟发动叛乱。同年8月，喀什的塔益罕、雪黑而则提、江可旺在疏附，艾买提黑力法在疏勒私设道堂。这些私建的道堂大的能容纳一千五百人，小的也可容纳六七百人，且屡禁不止。人们在这些私自开设的道堂中夜聚明散，而且“英俄土各国人民均有”。杨增新认为这些私设的道堂“籍诵经为名，敛钱聚众，实含有不良性质”，况且“土人又与缠族习惯宗教皆同，若任其无分中外，聚集一堂，明籍诵经之虚名，暗施煽惑之诡计，贻害何堪设想。”

为了杜绝“双泛主义”者“以传经为名肆行煽惑”，依据伊斯兰经典有关念经之地为礼拜寺的规定，杨增新对私开道堂用来秘密传经的行为严厉予以禁止，具体措施有：其一，将私设的道堂一律封禁，以后不准私自设立道堂；其二，出示晓谕让穆斯林不要被私立道堂的人煽惑，以后只准到礼拜寺念经，只能念《古兰经》；其三，如果是本人在自己家内礼拜，只准一家之人不准广招外人礼拜；其四，对不遵从禁令者，认为是有意煽惑，要执法从事，不能迁就。

除此，杨增新还要求各地方官详细查明到底有多少私设的道堂，具体到各处有多少道堂，每处房屋有多少间，是属个人私产还是属敛钱公修，为首的传教人是谁等，要地方官员“逐细实地调查造册”。不仅如此，杨增新还要求各地彻底清查道堂地基，因为“道堂虽经封闭而地基存留，仍属堪虞，深恐不肖之徒积久玩生，仍蹈前辙”。为此，他将查封的道堂地基按不同情况作不同处理：如果道堂是属个人私产，“或出卖或改作他用，均听业主之便”；如果是敛钱公建的道堂，“由各该处礼拜寺经手，将该道堂地基房屋公同作价出售，所得价银即归该处礼拜寺公用”。

杨增新通过这些具体可操作性的措施，清查了私设的道堂，进而有效地阻断了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在新疆传播、渗透的又一条路径。

二、杨增新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成效及特点

纵观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对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防范措施，是取得一定成效的。这一时期新疆并未出现“独立”运动，这与杨增新的治理能力是密切相连的。观其对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防范措施，有如下特点：

(一)预防为主，将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

杨增新本人曾说过：“知其为害，则当于患之未发而先除之，无或姑息。”由于新疆多民族多宗教、大多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特殊情形，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在一战期间广泛传播，新疆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。杨增新严密防范一切不利于自己统治的思想、行为，面对“新疆回教各种族占人口十之八九”的状况，意识到一旦“双泛主义”思潮推波助澜，酿成“回种之独立既成，潮流所及，殊觉危险”，因此指出“目前最当严防者为此回教独立问题”，要求地方官要详查“民隐”，布置密探，将威胁到他统治的言论、行为尽数掌握，获取主动，然后严密防范，从而使危害降到最小。这虽然有巩固杨增新个人政权的目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传播，对保持新疆的稳定和安全是有积极作用的。

(二)怀柔政策，通过怀柔阿訇来安抚全体教民

这也是杨增新主政新疆时期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一大特点。“双泛主义”者在新疆毕竟是极少数，他们主要是在国外接受了“双泛主义”思想，回到新疆后借机进行活动，而大多数的新疆穆斯林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。所以，杨增新对内主要采用怀柔政策，注重安抚人心，不激化矛盾，而不是依靠武力。他认为：“维系新疆之人心即以保全新疆之领土，使之各爱桑梓，各念身家不忍叛亦不肯叛”。由于穆斯林十分尊从阿訇，杨增新在防范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危害时，依靠阿訇，用阿訇的威信学识正确引导教徒，要求阿訇向教民勤讲天经，各安本分，使穆斯林不受“双泛主义”思想的煽惑，从而巩固地方和平。而且杨增新在处理涉及宗教的一些问题时，往往以《古兰经》为依据，要求大家按真主指示的去做，这既减缓了官民之间的矛盾，也抵制了“双泛主义”的错误思想。

(三)措施具体、务实

在杨增新时期，新疆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独立运动，这与他采取的具体有效的防范措施是分不开的。杨增新本人非常务实，不好高骛远，处理事情会根据实际情况加以具体区分，使防范措施能有效地贯彻下去。如杨增新在严密防范土耳其人等国外的“双泛主义”者进入新疆同时，对在新疆合法做贸易的土耳其等国的商人，则是“妥定办法籍资保护”，并不是不加区分一律将外国人都驱逐出境。再如，在查处私修道堂的事件上，杨增新将道堂公、私区别对待。正是这些行之有效的方法，达到了“消弭后患，裨益地方”的作用。

三、结语

中国新疆地域复杂的地缘、民族、宗教、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，引起了近代以来各种外来势力的觊觎。民国建立前后，“双泛主义”势力加入了争夺新疆的行列，同时也为疆内民族分裂主义赋予了新的思想内涵。面对新情况，民国伊始主政新疆的杨增新敏锐地洞察到了“双泛主义”的危害，并以其特有的谨慎，积极应对。他在任期内争取和创造一切内外之便利，“疏”“堵”结合，有效地防范了“双泛主义”思潮的传播。当然，杨增新所采取的措施有一定的局限性：从主观来讲，是为了维护他个人在新疆的统治；从长期来看，一些措施只是权宜之策，并没有形成长期有效的预防机制；从方式来看，一些措施纯属“高压”，且执行的并不彻底，为之后“双泛主义”思潮在新疆复燃埋下隐患。1928年，杨增新被刺身亡，金树仁上台后，由于措施不当激化了全疆矛盾，“双泛主义”思潮乘机抬头，上演了“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”的闹剧，这就是最好的例证。可见，杨增新执政时期并没有根除“双泛主义”思潮滋生、传播的土壤，个人威望、谨慎预防、高压疏堵等只能发挥一时的作用。实践证明，民族平等，民族团结，各民族共同繁荣进步以及正确的宗教政策，才是边疆稳定的基石。（节选自《前沿》，2013年第10期）

《中国历史评论》编辑部选编

本期编辑：朝旭